2019年3月21日下午3点，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浙江大学高研院访问学者范雪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物理楼301室为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师生作了题为“一家书店的抗战史——生活书店与左翼运动”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毛尖教授主持，青年教师黄锐杰博士、罗萌博士担任评议人。
范雪老师的讲座主要讲述抗战期间生活书店发生的一系列左倾变化及背后的制度性过渡问题。她从书店的“左转”节点引入，生活书店1925年创刊于上海，成立之初是面向市民阶层的文化生产机构。但从1941年开始，书店出现明显“左倾”：书店被查封后，生活·读书·新知在根据地联合开店并起名为“华北书店”。范雪老师由此抛出问题：面对全面抗战的爆发，当时的生活书店做出了怎样的抵抗？书店作为一家民营文化出版机构如何通过制度性的自我建设向共产党靠拢？
生活书店鼎盛期的全国分支机构一览图 1939-40年
范雪老师根据书店抗战时的分支机构图指出，战争压力使书店重心向中国腹部迁移，同时书店定位在战时也发生了变化：从之前的市民关怀转为“号角洪亮”的抗战定位，鼓励青年投身抗战生活。她进一步谈到，正是这种全国书店业务的扩展和战争中自力更生的重要语境，构成了生活书店对战争的应对和抵抗，也为书店在抗战中建国、在建国中抗战打下坚实基础。
接下来范雪老师讨论了书店在战时自我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干部”。1937年战争爆发，“干部”作为一个新的群体在社会上兴起。在范雪老师看来，“干部”概念背后的社会连带实为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根本呈现，即干部是高度集团化的个人，个人只有在集团中才能实现新社会理想和自我完善的目的，“干部”已成为抗战中书店制度建设的核心理念。随后范雪老师根据1931-1945年间生活书店的图书目录勾勒出当时书店与延安的复杂关系：其时书店选择的编著者主要为左翼知识分子而非政党领导，并且关于唯物论辩证法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介绍成为书店主要的知识定位。同时，她还谈到生活书店邀请延安抗大的学生传授教育真经、派店员去延安进修等现象，提示我们书店与延安的知识合作成为生活书店在抗战期间主动寻求中共帮助过程中的关键钥匙。
本表根据《生活书店史稿》中的“生活书店图书目录”整理
最后，范雪老师进一步阐述生活书店在抗战期间自我制度建设中的另一个关键词——“组织”。她通过书店同人刊物《店务通讯》中的历史资料指出，抗战期间书店出现了用政党方法甄选店员、组织定期学习小组等现象，这是生活书店以政党的组织技术来规范自身的方式，同时也构成“一体化”的前史和制度性的过渡。但范雪老师强调，这不是说书店的身份认同已让位给政治，恰恰相反，书店用政党组织的形式来获得一种主体性，她引用巴丢在《饱和的工人阶级一般认同》中的观点，指出在抗战时期的历史选择过程中，共产党的组织技术被生活书店选择并最终成为其建设自身主体性的重要方式之一。
报告结束后，黄锐杰老师就“同志”与“干部”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两者包含的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1930-40年代中共政党政治的切入口。同时他强调“整风”以及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也是书店需要重新面对的问题。接着，罗萌老师指出，抗战时期哲学、社科等理论知识地位明显跃升，从中可以透视生活书店的出版方向与当时延安的知识生产之间有一定的内部关联。最后，范雪老师对现场同学关于书店的资金运作方式、“干部”的词源等问题进行了精彩回应。
文字：赵艺璇
